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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立华

教育,让学生今天幸福地生活,为了明天生活得幸福。

 
 
 

日志

 
 
关于我

王立华:1998年8月至2010年10月任职于临沂八中。2010年11月至2011年6月任职于临沂十二中。现任职于临沂光耀实验学校,任业务副校长、9年级1班班主任、9年级1班与9年级2班语文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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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校长:名师身份的焦虑  

2012-11-13 22:10:38|  分类: 学校办学感想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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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临沂光耀实验学校  王立华

 

在基础教育阶段,很多名师拥有副校长的身份。有一部分名师是由中层教干在工作中逐渐历练成副校长的;有一部分名师是想通过获得名师的称号,再转作行政,于是副校长就成了比较理想的选择;有一部分是在名师出名后,当地教育行政部门为了重视人才,直接把名师提拔成了副校长。这三种情况中,第三种情况比较特殊。

现在,我也有幸因为自己是“名师”,“业务突出”“理论素养高”,未做过科室主任便直接被区教体局由科室副主任直接公布为副校长了。有了副校长的身份后,在履职的过程中,我感觉到这种因名师效应而衍生出来的副校长的身份真是耐人寻味,要说的话很多。

 

 

在节假日,和我一起外出讲课的老师中,有一些年龄比我大、名气更比我大、荣誉称号也比我多的多,但大都是“白衣秀士”或科室主任。我被“提拔”的初期,大家见面的时候,言谈之中,他们对我的“快速成长”都表露出了羡慕之意。同时,脸上也显现出了戚然之色,似乎当不上副校长或者校长就是事业不成功。有时候,在言谈中,当我表现出对副校长的职位并不看重时,他们看我的眼神便更怪了。我知道他们要么认为我很虚伪,要么认为我是“站着说话不嫌腰疼”。

我起初很不屑于理会他们的这种心态,甚至认为他们就像孔乙己一样,当别人问他学问渊博为什么连半个秀才也捞不到时,脸上马上显现出了颓唐之色。原来,他们看重的不是专业身份,对教育行政身份却情有独钟。

后来,见的多了,我才发现,对他们的态度不能这样简单地进行价值判断。因为,有这样的心态的名师不少啊!那么,这是为什么?

 

 

每次外出讲课时,不管是班主任类的培训,还是语文学科类的培训,在介绍我的时候,主持人都先说我是临沂光耀实验学校的副校长,然后才是做过多年的班主任工作、语文教育研究、经验丰富之类的话语。呵——呵——我的专业研究还不及一个副校长的身份“值钱”。

与其他行业的朋友相聚,遇到有陌生朋友参加,熟悉的朋友介绍我时一般都说:“这是临沂光耀实验学校的副校长,刚33岁,是个名人。”全然不介绍我的研究方向、结果。

出版界的朋友和我交流时,也不再称呼我“王老师”了,而是称呼我“王校长”了。

……

原来,教育圈外的他们也不看重我的专业身份,看重的是我的教育行政身份。那么,这又是为什么?

 

 

身份是一个人在现实世界中的地位的体现。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身份,专业身份、行政身份、家庭成员身份……那么,在社会中行走,每个人依据什么来选择自己的身份呢?

作为一个社会人,我们都自然不自然地对处在不同社会地位、拥有不同身份的人有区别地对待。因此,绝大多数人在绝大多数时候,只有当外界尊敬、看重自己时,才能让自己有良好的存在感觉。于是,每一个人选择自己的身份的基本标准就是看这一身份是否能引人关注,是否能得到别人的支持、尊重。概而言之,自己所选的身份必须能让别人感觉到最大化地体现了自己的存在价值。这种身份一定带有鲜明的民族性、时代性;这种身份在别人看来是重要的,未必是自己的职业需要的、自己认可的。

那么,在国内,大家普遍看重什么样的身份呢?多少年的独特文化影响,让大家更看重“大人物”“上层人物”“英雄”“精英”,而那些身份低微的人普遍不被关注。办公大楼供暖有问题,普通办事员都去反映,但就是没有人去解决。据说局长因为天冷打了一个喷嚏,就吓的后勤处处长赶紧把供暖设施修好了。很明显,局长比普通办事员的社会地位高。作为行政一把手,他的身份决定了他能决定的本单位的事情太多了,大家就都得“看重他”“敬着他”。换言之,大家普遍认为“是官强起民”,看重行政官位,最起码能“管点事”。于是,知名作家却不如作家协会主席的社会地位高;著作等身的教授却不如系主任的社会地位高;开会时,主持人的开场白一般都会说“尊敬的各位领导、专家……”,原来,专家也是排在官员身后的……

另外,还有一个现象值得关注:我发现原来和我处在同一层次的教干、教师看我的眼神也变的有些微妙了。那么,这又是怎么回事?普通办事员更愿意非议局长,而不去非议市长、省长;每个人也不会因爱因斯坦的聪明而认定自己是“地瓜”;会写点豆腐块的小文人也从来不会攻击大文豪……人具有趋同性,总是拿自己与同一级别的人进行对比,然后才确认自己是否功成名就、受人尊重。佼佼者毕竟是少数,所以作为大多数的普通者,只能望着别人的背影难受,反复地咀嚼与同一级别的人的差距带来的郁闷、纠结乃至是羞辱。

我们都知道,这些认识和行为是错误的,更不愿意陷入其中。但是,体制、社会规范就是这样“要求”着我们,时时处处萦绕在我们的生活中。作为社会链条中的普通一员,我们把自己纳入了这种程序中,我们被影响着,也影响着别人;没有人愿意进行比较,更不喜欢这种比较,但每个人又都在自觉不自觉地跟别人比,也被别人比。人在江湖,身不由已!

综上所述,大多数人在选择自己的身份时,会深受社会背景、民族性格的影响。因此,那么多名师追求做副校长、校长了也就可以理解了。

 

 

目前,对于一位名师而言,他要想追求自己的教育位置有三种类型:一是声望序列:在本专业领域获取较高的社会声望,这要求名师的专业内涵有足够的积淀;二是经济序列:在出书、“做报告”中赚取较多的稿费、讲课费;三是教育行政序列:获得一定行政级别的学校管理人员身份。

在正常的教育秩序中,这三个序列应当有一定的相关性。换言之,一位名师在某个序列中地位比较高,他在其他序列中的地位也应比较高。当然了,在不正常的教育秩序中,这三个序列会发生错位。目前,这三个序列恰恰发生了错位。

现在,由于各类名师出现的途径、时间越来越多元化,名师的数量越来越多了。因此,不同的名师所追求的目标就不一样了。有的追求声望,甚至追求做这个领域的“平民皇帝”,成为学术建树上的专家;有的追求“经济效益”,成为“空中飞人”,像明星一样到处“走穴做报告”挣讲课费;有的直接追求教育行政序列,逐渐淡化身上的“书生痕迹”,做一个纯粹的教育行政管理人员。在这其中,有一类名师的追求非常特别,想让三种序列同时实现。既要做点学问,还要四处讲学,更要混点“级别”装点门面,对于基础教育阶段的他们来说,学校的副校长就成了最佳的选择:有一定的学校管理地位,还不用为建设好一个学校操心费力,更不用受授课、当班主任的时间束缚,可以四处讲课、挣钱,同时传播的自己名声。

所以,立足个体的现实利益,一举三得,一些名师做副校长就是他们综合衡量之后的最佳选择。

 

 

这其中,有一种情况非常特殊,一些名师热衷于“做官”,有些名师甚至就是想通过得到名师的身份来换取“官位”。

首先,他们是基于获得更大的价值体现才当名师。在教师的专业地位还不高、专业发展方向并不明朗的今天,一位教师还不能真正过上有尊严的、体面的专业生活,于是一些有了点专业基础的名师便转而借助学校内的教育行政职务来体现自己的专业价值。这种追求不宜过分地加以指责。这多少有点像我这样的农家子弟走出农门的“最佳选择”一样:要么当兵,要么上大学,就是不想留在农村、改变农村。

其次,教师专业发展的途径并不通畅。如果教育位置系统是一个正常的、有序的生态系统,任何一位教师都会感觉到,自己所处的教育位置是合理的、公正的。自己要想改变位置现状,基本途径就是提高自己的专业技术能力。通过这种正常的途径,一位教师付出的成本越大,实现自己的理想和抱负的可能性就越大。但是,当正常的途径不通畅或受阻后,不正常的途径就成了一些名师追逐的目标。

目前,副校长、校长的选拔仍是教育局“说了算”,并不是由全体教师公推产生的。想要引起教育局领导的关注,尽快获得名师身份也就成了应然目标。

 

 

既然名师直接做副校长已经成为一种现象了,我们就有必要认真地解读这种现象背后有什么负面影响?

首先,拔苗助长、走终南捷径产生的副校长,未必能胜任。

连科室的副主任、主任都没干过,就被重视人才的教育局破格提拔为副校长。这种提速不能和企业里的发奖金的提速同日而语。在企业里,业绩好,可以翻倍地提高奖金数额,因为可以释放更大的激励信号。但是,提拔管理人才却不宜这样。

“玩转”副校长这个管理岗位,不仅需要丰富的教育教学专业知识,更需要具备高超的组织、管理、协调等专业能力。没有培养基础的快速提拔,这些副校长未必具备足够的知识、能力储备。还有,管理行为事关学校全局,更需要具有理性色彩,需要副校长积淀一定的管理经验。缺少了科室主任的管理经历,不少副校长的管理经验体系是单薄的,难以给日常管理行为提供智慧支撑。

其次,这样的提拔,会打乱学校管理的正常生态。

蓝斯登认为,“在你往上爬的时候,一定要保持梯子的整洁,否则你下来时可能会滑到。”换言之,这句话道出了安全地爬梯子所必备的条件:一是梯子要完整,每一级都不能有缺损;否则,你会栽下来;二是梯子的摆放要平稳,否则就有倾斜而倒的危险。“蓝斯登原则”不仅适用与其他行业,更适用于教育职业。

从教师身份一下子转变成副校长,那些原本有望提拔的科室主任是不是会有挫败感?尽管“不损人”,却“妨碍人”,是不是会带来学校管理秩序的不和谐?

 

 

名师直接做副校长,难道只有负面效应吗?

首先,这一届学校领导集体中因为副校长的职位已经有人“占了”,那些想当副校长的普通教干,可能就要继续努力,从而激发他们进一步挖掘自己的潜能。

另外,名师的理性研究思维、艺术化地完成常规工作的追求——也会迁移到学校管理中来。与其他副校长相比,“名师副校长”在工作中能更有机会让管理行为闪烁智慧的光芒。

再者,名师们对课堂教学、学生管理等有较为深刻的、前瞻的认识,要想把这些思想认识转变成教育生产力,也须借助副校长的职位。詹天佑是一位很特殊的有专业身份的官员。在谈到为官、做事的体会时,曾对人说过这样一段话:

 

我们留学外国获得了一些知识技能,要做一点事贡献国家。如要做官,就不能做事;想做事,万不可做官。但官又不可不做。在现在之中国,没有经过朝廷给予你一个官职,你就没有地位,没有人把重要的事给你做。

 

仔细研读后,耐人寻味:这将是我们理解社会上,那些有专业身份的官员有所作为的一扇窗户。

以前,不少知识分子要么与政治没有来往,让自己的专业研究结果淹留在书房中;要么被政治左右,不能显现自己的价值。因此,詹天佑是一个特殊的官员。他既保持了自己是个工程技术人员的身份,又没有与政治完全对立。他立足现实,自强奋斗,寻找作为的空间。

这难道不可以给一些有教育理想、办学抱负的名师以有益的启示吗?做了副校长,凭借这个身份不断地进行教育改革,让教育回归本真。

 

 

名师的数量多,副校长的职位少,有一些名师想做副校长的路并不好走;名师直接做副校长引发的争议、思考比较大。那么,一位名师到底该怎样认识自己的教育位置呢?

这就要求一位名师要身份自觉,知道对自己的职业而言,体面、尊严、地位“是什么意味”、“意味着什么”。

首先,要分清自己的位置类型。一个名师较为理想的教育位置,可以通过两种方式达到。一是自致位置,即名师通过自己的努力、成就争取来的教育位置,这也就建立起了一个名师在教育职业中的社会身份;一是先赋位置,即一个名师通过承袭自己的出身、家庭背景得到的位置。对于绝大多数名师而言,要想取得较为理想的教育位置,大多通过第一种途径。

在大多数情况下,社会条件对人的需要或限制,总是高于人们的自选位置。名师是自然的人,也是社会的人。因此,名师的成长、发展也要受制于此。尽管无法超越这一不足,并不意味着他们会放弃自己的愿望。富兰克林认为:“不知足的人没有一把椅子是舒服的。”因此,一位名师要多从自致位置上做文章。

其次,要仔细地观照自己的纵向对比位置。每一位教师都在追求一个独特的教育位置。这个教育位置有两种实现可能:一种是水平方向上的横向对比位置,一种是纵深方向上的纵向对比位置。一旦横向对比位置不理想,也不易改变现状,一位名师最好寻求纵向对比位置。多回头看看走过的路,在回首中省悟:与参加工作之初对比,自己有了怎样的提高,与自己的专业尴尬时期相比,自己又有了怎样的提高?与自己的先赋位置起点相比,自己有了哪些突破?放眼自己的专业领域,自己的哪些建树是个性化的?……在纵向对比中,如果能找到自己的有些建树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那么,这个位置是不是更有价值?

 

 

 

把名师直接提拔为副校长,毕竟不是正常的管理人才储备行为,更不利于名师的深度发展。那么,怎样才能建立起理性的学校管理人才位置取得生态呢?

在社会分工越来越精细化的前提下,每一种职业、每一个岗位需要的工作人员是要走向专业化的,因此,不管是教师的专业位置,还是教师的行政位置,都要建设多元化的、专业化的取得生态,不能再出现教育局领导快速提拔的焦虑、名师不能理性认识自己的价值的焦虑。

首先,要建设合理的教师专业位置取得生态。第一,要改变现在的教师专业职称评聘终身制的弊端,实行动态评选,始终让专业技术高、对教育教学贡献大的教师取得更理想的专业职称。第二,教师职称要一体化,别人为地设置中学高于小学一个职级、大学高于中学一个职级的障碍,最起码,中小学教师的职称要尽快地一体化,并设置正高这一职级。第三,要借鉴上海的经验,分开设立特级教师、特级校长的评选方向,以免让一些校长、副校长占了特级教师的评选名额,而使一些名师“无路可走”。

其次,要建设合理的教师行政位置取得生态。第一,影响一位名师能否成为学校管理者的获得性因素应该是他的个人努力,比如名师的忠于职守的勤奋程度、专业技术水平、对机会的把握与选择等等。成为学校管理者的获得性因素绝对不能是传统社会中的出身、家庭背景的继承性因素。当继承性因素起决定作用的时候,教育界、学校永远别想有活力了。第二,要建立合理的教干选拔体系。这个体系的运行规则就是一位教师获得教干的位置,和他付出的成本是相匹配的。而不是不经锻炼、培养就快速提拔,更不能缺少全校教师公推的环节。

 

 

注释

1〕本文中的名师包含两类,一类是指专业声望高、辐射影响力大的专家型教师、学者型教师;一类是指省级教育行政部门评选的名师。

2〕教育位置是指教师在教育系统中所处的位置,常用来表示一位教师的社会声望、荣誉的高低程度,也泛指教师的财产、权威的拥有情况。教师的教育位置一般由社会规范、教育法规和教育属性所限定。教师的教育位置可以简单地分为教师专业位置、教师行政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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