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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立华

教育,让学生今天幸福地生活,为了明天生活得幸福。

 
 
 

日志

 
 
关于我

王立华:1998年8月至2010年10月任职于临沂八中。2010年11月至2011年6月任职于临沂十二中。现任职于临沂光耀实验学校,任业务副校长、9年级1班班主任、9年级1班与9年级2班语文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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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思散文:我的教育表达方式  

2007-09-19 17:40:12|  分类: 书作选录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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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的表达方式,探讨的是教育文字的行文习惯问题,集中体现为教育者所使用的一整套相互关联的范畴系统。

教育是直面生命的活动建构,那么,关于教育的文字表达相对于其他行业来说应该更能打动人。那一个个教育话题与一个个字眼应该能直抵人的内心,说出读者想说而又未能说出的话,意识到了还未来得及说的话,曾经想过却未给予足够关注的话,从而让读者感受到思想力量的强大,让许久以来积聚在心头的困惑消逝无形,在茅塞顿开之后体味一番酣畅淋漓。

 

(一)教育表达方式有研究的必要

 

国内的教育表达方式有研究的必要吗?或者再降低要求询问——国内的教育表达方式有关注的必要吗?

有必要。

 

根据教育部20054月发布的《2004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全国小学教职工617.14万人,全国初中专任教师350.05万人,普通高中专任教师119.07万人,普通高等学校教职工161.07万人。

——资料来源:教育部网站.http://www.moe.edu.cn/edoas/website18/info14794.htm

 

这一份资料显示,2004年全国约有1247.33万人,数字大得惊人!

据笔者估算,国内的教育类报刊至少有一千种,而出版的教育类著作恐怕是汗牛充栋无以计数了。

这些报刊、书籍承载的信息都是供国内一千二百多万教师阅读的,如此庞大的阅读人群形成了整个中国人群像中一种独有的教育阅读生活。这还是把关注的视野只是放在教育圈内呢,如果加上社会其他行业中的关注教育的阅读人群,拥有教育阅读生活的人——那数字恐怕大得更为惊人,因为这一阅读群体在世界上恐怕也是绝无仅有的。

 

(二)教育表达方式的缺失

 

尽管拥有教育阅读生活的人群是巨大的,但是,关于教育的各种文章(尤其是一些教育行政官员、各类学术团体或高校的拥有绝对话语权者的文章)能否让读者产生一种兴奋感呢?能否形成吸引力呢?坦率地讲,这个问题回答起来不容乐观。

为什么会这样?仅以笔者八年的阅读经历来看,我想其表现和原因是这样的。

——文章的成文是“由上到下”的理论视野。绝大多数国内教育研究类的理论性文章选取的几乎都是一种“由上到下”的理论视野,而且常常是在专职理论研究者与教育行政管理者之间的交流中进行。很多文章是解释性或综述性的,实证性文章的比例很低。换言之,多数文章所表达的内容都是作者根据一些相关的理论资料和政府的政策文献分析推断后得出的主观结论,不外乎是告诉读者国内教育应该怎么样,而很少描述国内教育的真实状况。

——表达方式的失语。现在,翻起书店里热卖的一些教育理论书籍,“后现代”、“建构主义”等话语,无非是把中国的教育话语西方化,教育改革成了外来教育思想的跑马场,似乎这才是时髦的。“一个民族如果只能凭借其他民族的语法与话语才能组织和表达自身的经验与生活,那么它也就真的要成为永远不会有任何意义的‘无声民的族’了。”[1]这类书唬得了教育研究的盲目崇拜者,但真正搞研究的教师谁会花时间去读这些没有国情针对性的文字呢?还须一提的是,现在一些学者的文章,从里面找个十个八个的“自家产”的新名词已不是新鲜事。现代汉语的语法规范给了这些学者一些便利,自己造个词,加上引号,再附上自己演绎出来的阐释,这个新名词就顺理成章地成立了。这些学者看上去有相对独立的话语系统,却往往表现为没有经过深刻的自我批判和较长时间考验后的自我解构,缺乏有内在思想张力的坚硬立场。从这个意义上讲,既然读者读的内容不是对话语言,谁还去读呢?而21世纪初期大量涌现的教育叙事类的文章,又多少有些粗浅之嫌,仅是把教育事件的表象原原本本的描述出来了,深层内涵解读不够,从哲学、文化学的角度的挖掘不够。国土之广,学校之多,学生之多,老师之多,很多教育事件大家都曾直接或间接经历过了。不经挖掘,读了没有什么智慧启迪或精神感召,谁愿意通过几行书面文字来回忆自己的教育生活呢?

——教育创作的异化。笔者在基层学校的政教处、教科室分别当过一段时间的科室主管,又由于我们的学校在城区中心地段,因此,曾经接待了不少市级以上的教育调研。他们来到学校之后,基本上就是向学校要一些相关的量化数字,或者是听取一些教师的定性的文字描述。这样的举措还是值得肯定的,但一些人员的做法就让人感觉到不怎么舒坦了。

 “真是可惜,你白白浪费了这么多的时间去和对教育基本规律并不熟悉的教师闲聊,你直接去找当地的教育局多好!他们会给你一些文字资料,这样你很快就能知道当地的教育情况是怎么一回事。”这是笔者在参与一项活动时听到一位省级资深专家的调研秘诀。笔者也曾见到一位研究者把从国外翻译过来的课堂教学个案改头换面后,就成了国内某位教师“上过”的课堂案例了,然后加到自己编的书本中作为研究佐证。笔者还曾见到一位研究者把别人的教育故事按照自己的需要进行加工改造,然后就变成了自己的教育经历。

……

在这样的创作前提下,让读者去阅读那些虚假的文章,其效能会怎样呢?无须多言!

——教育思想模糊的作者与有功利性阅读意识的读者难于拥有沟通的对话语言。急促而变化多端的教育改革进程,使教师的教育传统和教育现实既过度交叉又有太多的断裂,理论主体的模糊的教育思想与实践主体的模糊的教育实践纠缠在一起。无论是专业研究的理论主体提供的纯理论性文字,还是一线教师提供的描述性文字,都与广大读者的实用性的甚至是功利性的阅读语言之间,很难拥有行之有效的对话语言,这些文字也就丧失了其意义传递和生成的功能。

因此,就笔者个人的感觉而言,能够激发阅读兴趣的毋宁说是那些按照“从下到上”的视角创作出来的文字,这样一种视角也许可以大大改变常规的教育表达方式,更有阅读的现实可能。从这个意义上说,这种教育的表达方式又成了一种教育的分享方式,

 

(三)有吸引力的表达方式的功用

 

至今依然清晰记得在师专求学时在“文学评论”课上看过的话剧《茶馆》,那段时间的文学评论课经常是先看影像资料然后再进行鉴赏。在那一口京腔的起承转合里,随着各色人物的命运变换,百年中国的历史轻松走过。

一部话剧,一上午的时间,而且只是播放了少许内容,怎么就能把我们按在合堂教室的椅子上,让我们耐心地跟着演员们一起将故事走完呢?这是语言的魔力。在演员的上下两瓣嘴唇的开阖之间,语言富有张力,也形成了吸引力,绵延不绝,却又自持内敛,牵引着你,吸引着你,让我们的思绪沿着说话人的思维前行。

《茶馆》的创作抓住了人的内心需要——语言艺术既是自由之思,也是自主的快乐!因此,拥有无穷的魅力!

关于这种创作的妙处,作家沈从文曾在《沉默》一文中作了生动的描述:

 

我想起了三千年来许多人,想起这些人如何使用他那一只手。有些人经过一千年或三千年,那只手还依然有力量能揪住多数人的神经或感情,屈抑它,松弛它,绷紧它,完全是一只有魔力的手。每个人都是同样的一只手,五个指头,尖端缀覆个淡红色指甲,关节处有一些微涡和小皱,背面还萦绕着一点隐伏在皮肤下的青色筋络。然而有些人的手却似乎特有魔力。

 

我想,能写话剧《茶馆》的手就是这种手了!

现在想来,什么时候,教育的表达也能像人民艺术家老舍的话剧语言那样引起读者的兴趣啊?如果教育的表达成了一种人类原有的热情,把人们压抑许久的生命激情通过文字释放出来,我想,教育的表达可能就要吸引读者了。

 

(四)散文创作的热潮影响到了教育类文章的创作

 

从文体特点上来分析,无疑曾经被教育创作忽略的散文[2]应该得到一线教师的重视。散文最大的特点就是多年来大家一直提倡和信奉的“形散神不散”,为了完成一个主题的揭示,可以用很多的典型素材来给予集中展示。一线教师在推进日常的教育教学事务时,会遇到很多生动的教育事件,那些带有明显的素材性的教育事件只有联系起来分析,教师才可以准确地把握它们,形成科学的认识,从而把这些教育事件转化为教育资源,并把这一过程的体悟积淀为自己的生命体验、经验。

那么,散文的现实创作情况怎么样呢——散文的创作出现了热潮。这常被文学界誉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继“五·四”新文学运动后的第二座创作高峰。散文已不再是传统意义上吟诗弄文的书斋文学,也不再是才子雅士的独有专利了,散文的创作走向了民间和社会,差不多所有领域、学科的知识分子都在散文创作上热情颇高。而读者也以极大的热情参与到了散文的阅读中。[3]应该说,当下散文创作的这一前提预设已获得普遍认同。

既然形成了一种文学创作的热潮,那自然也会影响到教育类文章的创作。实际上,这一创作热潮也真的影响到了教育写作,尤其是基础教育阶段教师的写作。现在,随手翻起一本教育类杂志,不管是学科类的,还是元教育学类的,抑或是心理学类的,等等,我们几乎都可以在杂志中找到那些带有散文特点的文章。[4]

 

(五)“哲思散文”的自主地位

 

我以为,教师的教育类文章的创作,应该“基于实践”、“在实践中”、“为了实践”,这既是一种创作原则的设定,也是对创作内容的选择。只有这样,教师的教育类文章的创作才有操作价值与现实意义,更便于阐释教师对教育的感知、体悟与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教师的教育类文章的创作,应该有一种新的表达方式。它不能像学术性很浓的教育论文,那样有些面目可憎的生涩,更不能像简单的教育叙事,那样又有肤浅的嫌疑。

工作八年来,我的创作表达方式几经转折,但我一直尝试寻找一种属于我自己的表达方式。经过几年的教育创作生活的积淀后,我感觉自己在这些年的努力有些共性可言了。我该考虑给它起个名字了,不过,关于它的命名,我一直是不敢动笔的。

关于它的命名,我之所以躲避它,有时甚至是自欺欺人地告诉自己以后再考虑,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做这件事情太伤我的神。因为那是一个全新的写作风格和影响领域,它还需要作者的一种心灵世界和人格天地,即便仅仅是仰望一下,思考一下,也会对比出我所习惯的关于教育创作的平庸与不足。

关于教育创作的平庸我既然已经习惯,也就会带来安定——操弄有关教育的文字书写自己能驾御得了的教育现象。有时我会心存疑惑,既然自己的心力能够驾御得了,再谈来谈去有什么意义?对自己而言那是一种原地踏步的重复!但是,让我进入一种全新的写作领域,依我的愚鲁和不自信的性情,我却会却步、迟疑——我经常在不知不觉中与自己所陌生和惊恐的新的教育表达方式产生默默的交流。

到了晚年,欧阳修又把过去所写的文章,一篇篇拿出来,仔细地进行修改。他的夫人劝阻说:“为什么要这样吃苦呢?你又不是学生,难道还怕先生责怪吗?”他笑着回答说:“我虽然不怕先生责怪,但是怕后生讥笑。”这一典故曾经折磨了我好长时间,因为我担心自己的不成熟的文字表述习惯同样会招致别人的贻笑大方。因此,直到这本书历经五年的打磨,最终定稿后,我才斗胆给自己的这种表达方式起了个名字:哲思散文。

——如何来理解“哲思散文”呢?

我眼中的“哲思散文”是散文的一种延伸,是散文家族中的一种。面对“哲思散文”这一教育的表达方式,我不在意于吴敬恒所说的能“开风气者”,亦不追求“崔颢题诗,后人缩手”。它的基本内涵的解读有两个基本的视角:一、把深邃的教育思想和优美的文学语言有机地融为一炉;二、把对教育理想的追问与现实教育生活的解读相结合。

——如何来创作“哲思散文”呢?

勃发真情。季羡林先生曾说过:“我认为,散文的精髓在于‘真情’二字。”这里的真情,是形而上的提升,是生活真实的本质的大化。因此,关于“哲思散文”的创作,我是在人的真性情的引领下,从植物、动物、人类三个层级的生命世界、物质世界与大自然的微妙关系的思考中演绎、推理,把那些至今仍令人悲伤叹惋而又足以激动人心的生命现象与教育哲理通过我的笔端流淌出来。当然,我不是在“自我求证”和“自我理解”,把自己看到的表面现象记录下来,我记录的都是那些经过我的大脑思辨过的东西。

形成儒雅文风。在行文时把哲学的理性、散文的韵味、宗教的虔诚三种风格融在一起,力争用感性的笔墨流淌理性的思考,用富有诗意的语言描绘出我眼中的教育世界,力争写出一种苦涩后的回味,一种冥思后的放松,一种激动,一种超越,一种心境,一种情怀。

跨文体写作。从近年来的创作实践和阅读实践来看,那些不像是论文,也不像是纪实报告文学,也不是纯散文的文章受到了广大教师的普遍欢迎,尤其是基础教育阶段的教育工作者的欢迎。从读者的阅读来说,读者只是要求作者写得能震撼他们的心灵,让他们读了有收获就可以了,而并不在于是用小说还是用散文这一外在依托创作的。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可谓是洋洋洒洒的鸿篇巨制,运用了纪实、日记、书信、小说等多种文体,融其优势为一体,从而形成了一种新的文章格局。赵鑫珊的《我眼中的香格里拉》一书,里面既运用了日记、散文、纪实、新闻采访等多种文体,还配上了那么多照片和文字相辅相成,构成了一幅宏大的文化漫行画卷。实际上,我是很欣赏也很喜欢普鲁斯特与赵鑫珊的这种创作的。另外,我喜欢余秋鱼的文化散文,但我并不主张用纯散文的语言来写一些事实性的内容,以免造成阅读曲解或误解,引来不必要的口舌之争。

综上所述,我眼中的“哲思散文”的创作也是诸文体的,多种表达方式综合运用,就连纯学术语言的引文注脚我也用上了。

挖掘细节。我眼中的“哲思散文”,对教育世界中那些司空见惯、习以为常的现象,给予特别的关注,给予学理上的分析,发掘出其中的文化内涵与精神底蕴,力争收到以小见大、见微知著的效果。

——如何来理解“哲思散文”的创作的自主地位呢?

我的“哲思散文”的创作,在经历了初期的习惯的养成后就变成了一种生命需要。2004年年初,到山东省泉城济南一所学校讲课时,曾有老师递纸条问我为什么写作。我当时回答了四个字:生命需要。记得我说出此语后,他们脸上均一惊,良久无言。实际上,那不是我不假思索的信口开河,回顾我最初的写作动机,就是那么单纯。有时候,我也想,自己的动机太低俗了吧,还是这愿望过于天真?但一想到我的创作不是为了知识传播与学术表达,只是自己的生命需要,我的心就安了!

创作“哲思散文”,一切只在教育实践的推进中完成,不在行为之外涂饰、修补。或许,这就像我们的毛笔书法艺术,运气提神,笔走蛇龙,一气呵成,尽管总有许多遗憾,但却不宜于落笔后再修修补补。我想,唯其如此,我的那些“哲思散文”的创作所得才属于生命需要,源于生命需要的文字才真切得多,流畅得多,欣赏的天地才广一些!

现在,我读着自己写的文字,尤其是看着我的文字修改稿,我有一种莫名的亲切与温暖。这时候,我也开始想把自己的这种感觉与认识上升到一种文化自觉的层面来解读,我为的是加强自己对由创作方式转变而带来的成长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并取得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文化选择时的自主地位。

 

(六)“哲思散文”创作的终极目的

 

八年中,我通过创作“哲思散文”,发现了、捕捉了不少教育现象、教育问题,对此深思后,我也指出了很多问题,更道出了我心中的担忧!那么,到底怎么解决那些问题呢?

是啊,如何解决那些问题呢?八年来,我曾不止一次地问自己。因为这涉及到了我的“哲思散文”创作的终极目的。八年中,我逐渐形成了这样一种对待那些我捕捉到的教育问题的态度——

能解决的问题,我把它交给教育实践,马上解决;我想到了问题解决的策略、方式、方法,但那不是我的实践能力范围所及,我便把它交给教育论文的创作,发表出来和同仁们探讨探讨;一些“拿不准”的问题,我把它交给学术研究,形成研究课题,研究研究。

那些微观的问题,我可以在自己的日常教育生活中通过努力予以解决,而那些中观性、宏观性的问题我显然没有消解它们的良方与力量,而对一些问题我甚至是束手无策。但是,我以为,能够解释、界定清那些现象和问题,引起疗救、整饬的注意,也是我们教育创作者应该有的一种认识。而且,到了任何时代,这种事情都是可以继续做下去的,有它存在的必要性和现实价值。或许,这就凸现了我创作“哲思散文”的价值。

现在,当我们一提到悲剧,我们马上就会想起莎士比亚的四大悲剧。古典主义时代最深刻的人性论,在莎士比亚的这四部戏剧中彻底的呈现出来——人一生中的种种悲剧的产生,实肇因于人的某些性格缺陷没有积极地面对处理。有学者曾就此对四部戏剧塑造的悲剧进行了简单的分类,哈姆雷特的悲剧是优柔寡断导致的,奥赛罗的悲剧是妒忌猜疑导致,李尔王的悲剧是世态炎凉导致的,麦克白的悲剧是没有节制的野心导致的。莎士比亚把人的种种性格弱点,置于一个个险恶的环境里。在和平时期的性格弱点不过是人生活中的种种瑕疵,但在邪恶的环境中,人的性格弱点便可成为致命的武器。

似乎莎士比亚在创作这些悲剧时,根本就没想到要根治人的性格弱点,而且,也不能幻想通过几部戏剧就能有效地改造人类的性格弱点。但是,只要是在剧场中、在剧本中真实地、投入地经历了那场场悲剧的观众和读者,至少在走出剧场和停止阅读后的一两天内仍会对戏剧的内容记忆犹新。在这时,每一个观众、读者都会感觉到那些性格弱点对自己来说有似曾相识的感觉,然后对照自己快速地比照、体验、感悟,生成一些积极的人性积淀。

我所关注的教育现象、教育问题比人的性格弱点的命题要轻微些小的多,鉴于对戏剧悲剧的理解,我们也能不能像莎士比亚的创作一样把教育现象、教育问题用最普及的方式、最能让人接受的方法公诸于众呢?然后让人们有所感悟呢?

自从明显意识到自己要开始“哲思散文”的创作时起,我一直在思考,我的创作能给别人带来什么?我想这是一个教师在创作之前、创作之中应该始终思考的问题。我如果能通过自己的“哲思散文”把一些真实的教育现实展示给众人,这就够了!如果再能引发他们的思考,那就再好不过了!

 

我是好看书的那一类教师,尽管愚鲁的自己没有记住多少东西。在我看过的文章中,感觉作者能像马寅初等学者一样真有大学问的不多,真有自己的思想的也不多,而有学问又有自己的思想的更少。尤其是,既有学问,又有思想,还有难得的表达方式的少之又少。

“北大”教授陈平原在一些文章中多次谈到,随着年龄的增长,看多了各种土八股和洋八股,终于明白了,对于一个学者来说,“会写文章”是多么重要的基本素质。于无声处听惊雷!“会写文章”,偌大的命题与实践,说得多么从容,多么淡然!

作家周作人曾经谦称自己不过是“国文粗通,常识略具”。如此淡远的境界,对于老一辈的治学人、作家来说,是自然而然练达而成的。做为一个27岁的后生,我刚刚在教育战线上摸爬了几天,或许穷尽这一生的精力、心血去不懈地探索也不一定能实现!因为,我知道,梁朝的萧统的行文遗憾我也是有的:“夫文,典则累野,丽亦伤浮。能丽而不浮,典而不野,文质彬彬,有君子之致;吾尝欲为之,但恨未逮耳。”

当然,像我这样单薄的经历,以我今天的水平,想到了的不一定正确,开始尝试的不一定能实现,长期致力于追求的也不见得就能做得好。说出来,并在向前走,总是表达了一种良好的愿望吧!



[1] 刘士林.西洲在何处——江南文化的诗性性叙事[M].北京:东方出版社,2005.8.

[2] 这里的散文是人们理解中的“大散文”,包括文化散文、闲适小品、学术随笔等,可能还有许多别的名目。

[3] 此处阐释参考了著名散文家韩小蕙公开发表过的一些观点。

[4] 很多学者可能普遍认为用“教育叙事”更恰当。

 

注:本文选自《回归生命——一位班主任的生命教育实践》一书。(王立华,《回归生命——一位班主任的生命教育实践》,2007年3月,山东教育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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